耶鲁校报深度报道|打破象牙塔：美国大学是否真的失去人民的信任？
莱恩·萨斯（Brian Sass）站在一个装有大约40把小手枪，贴着一张“希拉里去坐牢”宣传帖的玻璃柜子后面，腰间别着一个手枪套。他不太愿意与耶鲁新闻（Yale News，耶鲁学生独立新闻媒体，以下简称耶鲁校报或者校报）多啰嗦，直到话题转至：他对于像耶鲁大学这样的常春藤盟校有何看法。
他粗鲁的声音开始响彻整个小房间，那双一度因怀疑而眯起的眼睛，在镜片后面兴奋地圆睁着。
“大学让国家和宪法蒙羞，“他断言道。
萨斯是一个戴棒球帽，穿蓝色牛仔裤的中年白人，他从俄亥俄州东南部的一所技术院校霍金学院退学时，共获得90个学分。他认为大学费用过于昂贵，完成大学课程不会使自己有所获益。
萨斯的枪店位于俄亥俄中部城市Circleville主街，夹在一家小当铺和小律师事务所的中间，该市人口不到14,000人，这个由深绿色的大豆农场，玉米秸秆和随处可见的谷仓组成的皮卡威县（PickawayCounty）首府，2016年总统大选特朗普以绝对优势在此地获得胜利，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小镇而非城市。
当被问到Circleville的高中生是否会申请就读哈佛或耶鲁等学校时，萨斯格格笑了起来并连连摇头，本市大部分居民根本无法承受类似耶鲁这样学校的学费。接受本文采访的另外8位Circleville居民对此均表赞同。
“如果你老爸不是有钱人或是政客，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常春藤学校，”萨斯斩钉截铁地指出。他的同事们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一个月后，萨姆·昌西（Sam Chauncey，耶鲁大学1957届毕业生）坐在耶鲁大学达文波特学院公共休息室的一张桌子旁，讨论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历史。
花园里金色阳光，从殖民地风格的窗户流淌进来，将桌子边上锃亮的黑色小三角钢琴映射得流光溢彩。一幅红色鲜艳，花纹缤纷的大地毯，覆盖住房间的大部分硬木地板，而白色的墙壁上装饰着绘有校园标志性建筑的水彩画。
长期担任耶鲁大学管理者和前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助理的昌西在学校的围墙内度过了大部分的职业生涯。即使退休后，他仍然留在校园担任顾问。
当被问到Circleville市居民的回应时，Chauncey指出贫困和偏远地区的人们往往误以为就读精英大学是“可望不可及“的。他比喻道：”如果让你到一个根本没法负担的加勒比海美丽小岛度假，你也会对其嗤之以鼻。”
萨斯的枪店和达文波特公共休息室的讨论，以及萨斯和昌西截然不同的解读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出倾向于共和党的小城镇居民，与全美高等院校精英之间存在更广泛的分歧。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截至2017年，58％的共和党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认为高等院校对社会具负面影响，而只有36％的人士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仅在短短两年前的2015年，这些数字却截然不同：共和党人中54％的人表示大学对“国家发展事项和模式”具有积极影响，而只有37％的人表示其影响是负面的。
就很多美国人而言，对高等教育价值的坚守正在迅速分崩离析，耶鲁大学应扪心自问：大学是否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如果真的如此，他们又能如何重获信任？
我们为何落到如此境地？
对于高等教育的大力支持并不总是一个党派问题（partisan issue）。二战前，很少有人上大学。但这一切都随着美国《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the Servicemen’sReadjustmentAct of 1944），又称《退伍军人权利法》（The GI Bill ofRights）而时过境迁。该法案的推出在于帮助二战退伍军人适应社会，《退伍军人权利法》为700多万海外归来的军人提供包括大学或贸易学校学杂费在内的多项资助。
到1947年，大学录取新生中近49%为退伍军人。昌西认为，《退伍军人权利法》促进了“全社会对高等教育获得美好生活至关重要的强烈共识”。上大学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点“，高等教育也成为全国性的话题。在此期间，高等教育逐步演进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社区学院位于较低层次，“大型研究型高校”则处于顶层。
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圣母大学等主要研究型大学校长成为全美知名人士 – 甚至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美国总统渴望将大学校长网罗成自己的内阁成员。当大学校长发表公开演说时（这在当时习以为常），上至政治领导人下至普通美国人均会洗耳恭听。按照昌西的说法，每当国家成立全国性委员会应对乱局，均有大学校长入选其中为国效力。
正是因为大学校长们具有社会资本，政客们很难攻击大学。昌西说，当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红色恐慌中对所谓“共产主义”学者紧追不放，哈佛和耶鲁大学校长通过公开谴责其行为，从而“扼杀”了麦卡锡的职业生涯。
然而，在六十年代中期，浪潮开始转向，全美各地反越战校园暴力抗议活动愈演愈烈。
耶鲁大学美国研究院教授兼艺术与文理学院教师委员会主席马修·雅各布森把对大学抵触情绪上升回溯至1966年罗纳德·里根开始进入全国政治舞台之时，当时里根痛斥伯克利加州大学那些 “骄纵不敬”的学生、“过激纵容”的教授、和大学本身作为其庇护机构。昌西认为1968年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当选成为一个转折点。按照昌西的说法，尼克松“憎恨”大型研究型学府，而他对自己智商的不安全感体现在对精英教育机构的口出不逊。
虽然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但雅各布森指出，诋毁大学的种种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到达一个高潮，因为保守派开始逐渐退出大学体系并创建与之“平行”的保守智囊团，诸如传承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并通过这些机构保守派对“自由派的大学”百般攻击。
雅各布森认为，过去二十年来对大学的抨击，更多集中在将大学归结为“精英特权和被扭曲自由主义的堡垒”，因为保守派指责信奉自由主义的大学生和教授在面对校园抗议时，压制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和言论自由。
耶鲁大学在2015年成为自由派校园抗议活动的聚焦点。斯利曼住宿学院的前任讲师和助理主任埃里卡·克里斯塔基斯发出电子邮件，询问对于挑衅性的万圣节服装强烈反击是否会对校园文化造成负面影响，以及耶鲁一次“只允许白种女性入场”的兄弟会聚会，最终导致耶鲁学生对漠视种族问题的普遍抗议。
在耶鲁学生的诉求中，包括改变卡尔霍恩学院的名字，该学院是根据耶鲁大学1804届校友，前南卡罗拉纳州参议员、奴隶制度的忠实拥趸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命名，以及移除与该住宿学院原名相关的教师荣誉称号。经过多年的抗议，这些诉求均得以满足。
研究重点是政治哲学史的政治学教授斯蒂文·史密斯（Steven Smith）指出，卡尔霍恩学院易名导致的“纷争”严重有损耶鲁声誉，最终对学术界原本已经激烈的攻击火上浇油。虽然史密斯本人并不反对卡尔霍恩学院的更名，但他告诉耶鲁校报，围绕易名问题展开的争论使“耶鲁大学看上去倍感脆弱”。
2015年万圣节事件引发关于如何使耶鲁大学教师和学生更具包容性的讨论。但是，当耶鲁大学社区成员开始讨论提升教职员工种族和性别多样性时，保守派更多主张增加校园的意识形态多元化。
对于较保守教授的需求源自于人们普遍认为大学及其教师的政治信仰倾向自由主义。去年发表于电子期刊经济Econ Journal Watch的一项全国性研究显示，民主党教授的数量远超共和党教授，比例高达12:1。
耶鲁美国企业研究所教育政策研究主任弗雷德里克·赫斯（Frederick Hess）向校报记者表示，大学将持续面临挥之不去的敌意。根据赫斯的观点，“意识形态同质化”的大学教师团体没有以互相尊重的方式与持不同意见者进行交流，从而使那些对类似耶鲁这样大学世界观不予认同的学生感到学校环境令人窒息。
赫斯指出:“像耶鲁这样的高等学府应确保其教师和博士生展现丰富多样的体验，而不间断的校园论战将产生全新的活力，确保每个人都具有归属感、都能被倾听，并且都获得安全感，这些均属健康现象。但是，赞同当前政治主题才能不自危，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安全感或其声音能够被倾听。
上流社会的狂妄小子
与其他几位Circleville居民不同，一位出于隐私不愿披露姓名的中学校长爽快地同意接受采访。穿着粉红色的运动衫和扎着整齐的金发马尾辫，这位校长浑身充满自信。
“我是家族第一个大学生。 从小父母就明确要求我在学业上比他们更进一步。所以学习一直是我们家庭的首要关注点，“她在边喝咖啡边说道。
这位校长在2016年投票支持特朗普。但她在接受耶鲁校报采访时对大学的自由主义倾向并无微词。事实上，接受校报采访的九位Circleville居民中，只有两位认为对于高等教育消极印象加剧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的自由主义倾向。相反，经济而非政治，是大学与类似Circleville这类社区间造成裂痕的主要原因，大多数受访者表示。
“经济模式发生了转变，导致大学甚至更高的学位不再具备吸引力，这些学历对创建一个可持续性的劳动力队伍并无帮助，”这位中学校长指出。
政治家们也反映出这种情绪。例如，在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时，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争辩说需要更多的电焊工而不是哲学家，因为，根据卢比奥的说法，电焊工挣的钱比哲学家多。
全美大学联合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and Universities，耶鲁大学是该协会成员之一）主席Lynn Pasquerella表示，很多人开始对大学学位“有助你的生活超越父辈”的观念失去信心，她将此现象归结为“高等教育正在脱离美国梦”。
也许近年来有关大学学位正在贬值的言论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无论教育水准如何，今天的成年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难超过其上一代。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拉杰·切蒂（Raj Chetty）教授的一项研究显示（更多类似研究请参考：哪些大学最嫌贫爱富：全美38所大学家庭收入高居TOP1％的学生人数超过垫底60％的总和），美国梦正在消失。绝对流动率（比父母赚钱更多者所占比例），已从1940年代出生者的约90％下降到1980年代出生者的50％。虽然该趋势对所有收入水平家庭均有影响，但中产家庭的可见降幅最大。中西部工业地区尤其遭受重创，例如，从1940年代到80年代，俄亥俄州居民挣钱超过父母者比例下降了45个百分点。
但统计数据显示，平均而言，大学学位有助于从事薪酬更高的职业。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年龄在25至32岁间的千禧一代大学毕业生年均全职收入，比仅有高中文凭的同龄人多出约17,500美元，这个工资差距在上几代要小得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千禧一代失业可能性也明显较低：3.8％对12.2％。
尽管如此，对于很多Circleville居民来说，走入藤校“象牙塔”并获取其承诺的经济资助似乎遥不可及。25岁以上Circleville居民，只有15%拥有学士学位，与之对比全国平均水平为33％。
Circleville的居民Crisha Webber表示，藤校的教育属于“上流社会的狂妄小子”。而家族拥有超过100年历史的Circleville家具店的Jim Mason说，Circleville的家庭没法负担送孩子去到像耶鲁这样的大学。
他指出：“这里的人都很节俭，他们可不想在什么常春藤学校浪费掉5万美元。“
运营着家族书店的Lauren Esteph考虑去大学提升自己的写作技巧。不过最终觉得（上大学本身）似乎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Esteph说：“学费是导致我对此有所质疑的原因之一。我有可能获得奖学金或其他资助，但如果写作水平一直无法提高，那我不就浪费了这些资源？这可是很多很多钱。我可能一辈子都还不起。“
在过去的十年间，耶鲁大学致力吸引于更多低收入学生就读并为此提供财务资助。在中位数收入约40,000美元的Circleville市，大部分家庭都不用为耶鲁大学的教育付出哪怕一分钱，因为年收入不足65,000美元的家庭有资格获得该校全额经济援助。
尽管如此，“更高社会阶层”的学生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在耶鲁大学，只有16.3％的学生来自收入垫底60％的家庭，却有18.7％来自收入居前1％家庭。
“藤校得离开大泡沫，脚踏实地关注一下像Circleville这样的地方，”Webber说。
而萨斯则坚信大学属于“自由主义生长的土壤”，学生们不会独立思考，而是被盲目地灌输教授传授的任何东西。如果想重新获得美国人民的信任和尊重，高等教育机构需要招募意识形态更加多元化的教授群体。
不过，Circleville居民，皮卡威县旅游局执行主任蒂姆·威尔逊认为，将较为保守的声音引入大学社区的重要性并非出于担忧大学可能成为“对言论自由的攻击”或“自由主义生长的土壤”。相反，而是因为他希望缩短耶鲁大学这样的自由主义“象牙塔”与保守的美国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他指出：“对于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总会为此进行斗争。我认为其中有些是由于缺乏理解和沟通而造成。你越是把不同意见的人组合在一起，他们就越能解决问题。“
对于接受访谈的大部分Circleville居民来说，填补这一鸿沟的任务落在下一代。他们认为耶鲁这样的精英大学应该做出更多努力从Circleville这类小城镇和保守地区录取学生。
接受访谈的中学校长认为，尽管小型社区的学校拥有“潜力无可限量的生源”，但他们最后注定会被忽视。
Mason则坚信耶鲁大学这样的学校不但无视来自保守小城镇的申请人，而且这些大学出于对美国偏远地区传统生活方式的嗤之以鼻，故意不接受来自这些地区的申请学生。
他质疑道：“无论我用红墨水还是蓝墨水书写申请材料，（结果）是否会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来自俄亥俄州的玉米地，他们就会把我拒之门外？我想他们很可能会这样。“
到底该解决谁的问题？
在过去的20年里，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教授瓦莱丽·霍斯利（ValerieHorsley）做梦都想着能回到她祖母的教堂，与会众讨论流感疫苗。由于流感病毒的不断演变，大部分在场听众每年都会接种流感疫苗。但她说，这些教堂参拜者不相信进化论。
如今，霍斯利向很多人讲解科学对于经济和个人福祉的价值和效用。但是，这些听众中没有一个来自南方她祖母教堂的会众。相反，她正在为今年8月举行的康涅狄格州第17选区的州议员选举，争取民主党人的选票。
霍斯利说她不认为大学对于自己的社会价值做出更多沟通，有助于缓解对于学术界的党派攻击。她指出这类攻击是共和党的“表演舞台“，其目的在于助长”反智的美国“并以此为基础”仇视精英“。
霍斯利说： “共和党不想要科学，也不想要教育。他们就希望高居1%的有钱人变得更有钱。任何研究都不会改变他们对大学价值的看法。”
对于霍斯利和一些接受访谈的教授和管理人员来说，有关高等教育负面态度的升温，责任在于共和党和特朗普政府。不过其他人承认，Circleville居民以及全美各地的其他人认为大学遥不可及这一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耶鲁和其他大学有责任解决的实际问题。
Pasquerella表示学术界的教育机构长期以来共同创建的“象牙塔”，这是一个脱离平常人关注点，以及“将很多人排除在外的”的地方。在这样的象牙塔里，教授们业绩取决于“在同行评议的期刊发表狭隘而偏技术性的论文”、而不是通过高度影响力的实践活动为更广泛的社区服务。
尽管如此，接受校报访谈的耶鲁教授们并未就如何回击外界将耶鲁及其他大学作为“象牙塔”的负面印象、以及学校应采取的具体行动达成广泛共识。
Circleville居民认为录用较保守的教授和学生可能有助于扭转目前对大学的消极态度，上述接受访谈的教授也对此不置可否。
虽然史密斯表示耶鲁不应根据政治倾向聘用员工，但他敦促学校应优先招聘那些认可传统价值，尊重历史和维护多元文化的教师。
但是，对于聘用较保守的教授会缓解对学术界的反感，雅各布森表示怀疑。因为共和党用来贬低大学所使用种种陈词滥调，与他对校园实际情况的日常观察毫无相似之处。
对于霍斯利而言，教授倾向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因为作为学者所接受的严格培训过程，迫使他们与多样化的人口群体进行更多互动，霍斯利认为这“无法形成保守风格。”她补充道，大学聘请教授应该根据其专业特长，而非意识形态。
霍斯利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在亚特兰大郊外长大。她表示仅从自己的经历即可得知美国中部地区的学生根本无意到其他地方上大学。霍斯利就读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大学，从未考虑申请耶鲁或其他东海岸学校。
她指出：“这里有很多区域性因素，往往东西两岸的任何问题都会导致美国其他地区与东西两岸形同水火，争权夺利。“
高等教育是公共产品
一些教授和管理者认为大学在研究过程中产出的智力资本价值不可低估，对此进行更好地宣传能够缓解“象牙塔效应”。
当然大学研究结果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但Pasquerella表示大多数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从事的研究领域对经济、民主乃至个人幸福的贡献。事实上，她指出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大学的研究功能。九位Circleville居民中没有一人在讨论对于大学的态度时提到研究工作。
雅各布森说：“我们社会解决的问题寥寥无几，例如医疗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军事问题，技术问题，道德问题，生产和分配问题 ，在大学里接受过培训的人都对此束手无策。其实你每次服药时，都得对大学感恩戴德。但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会考虑知识的出处，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该怪我们自己没有解释清楚。“
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概念，正在被潜移默化地视作 “私人物品”，作为上述过程的一部分，Pasquerella指出公众认为大学是授予学位的地方，这仅有助于荣获学位者谋取一官半职，而不是作为一项公共产品令社区中每一个人或全社会获益。
根据耶鲁大学气候转变传播项目主任Anthony Leiserowitz的说法，耶鲁大学可以从无数方面参与到当地，本州，美国乃至全球社区事务。他们仅需要将其作为一个优先事项予以考虑。
一些教授已经主动将他们的工作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
如果霍斯利在州议员选举中胜出，她能够到耶鲁校门以外倡导和推动高等教育。她表示希望以科学为基础，推动科技研究及其产业化（如信息技术，科技制造和生物科学）作为支撑本州经济的有效方式。
虽然她认为服务公众“是自己立足于世的首要工作之一”，但她承认繁忙的工作使她的同事们很难优先与外界进行联系和沟通。霍斯利说：“在办公室，实验室和教室埋头苦干，然后回家，很容易就过去一整天。”
对于打破“象牙塔”形成的障碍，雅各布森的努力更具制度化。他所指导的耶鲁公共人文项目，致力于推广耶鲁博物馆藏品，纪录片和数字人文项目，从而将相关的人文讨论延展至更多当地和区域性机构及其受众。雅各布森指出：“无论处于哪个领域，我们的工作都不该如此曲高寡和。”
人无完人
尽管霍斯利公职竞选和雅各布森公共人文项目可能有助于打破“象牙塔”形成的障碍，但这些举措都是地方性而非全国性。他们没有跨出新英格兰地区抵达位于美国中心区域类似Circleville这样的城镇，而那里却是对大学很多误解和诋毁的根源所在。
昌西呼吁大学校长再次出任国家的领导职务，以“代言人”的身份告知公众耶鲁这样的大学是如何服务于国家利益。
今天的大学校长不再是“象征性的国家领导人”，昌西认为校董会甄选校长主要基于其内部行政管理能力和资金筹措能力，而非“与生俱来的领导特质”。他补充道，校长们被学校繁杂的行政事务搞得焦头烂额，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发表演讲或撰写评论文章。
但根据政治科学讲师，出生在西弗吉尼的Michael Fotos （耶鲁1978届校友）的说法，如果大学希望公众回心转意，他们必须深入到美国中部那些服务匮乏的地区，例如Circleville市。他指出，最关键的是教育机构、行政管理者和教授都置身于“蓝色泡沫”（译者注：蓝色代表共和党）之外，而这里大家都认定“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世界观是理性，公正和普适的”。
Fotos表示，扩展给予退伍军人更多机会就读大学的计划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耶鲁大学也有类似的项目，这有助于耶鲁等大学触及“缺乏机会但聪明过人的学生群体”，进一步提升多样化。
但是所有这些项目，还是无法填补东海岸的耶鲁大学与美国中部的Circleville这样偏远社区之间存在距离。
在枪店里，萨斯长吁了一口气，将手肘放在手枪玻璃展示柜上。结束了对“象牙塔”中的耶鲁大学连篇累牍的抨击，萨斯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掩盖着内心的疲惫。
他转过身来，显然陷入沉思。但他最后评论道：
“很多大学生和教授认为自己无懈可击，不过他们得明白人无完人的道理。”
作者： Adelaide Feibel，编译：本号，原载：耶鲁校报Yale Daily News。版权归属：作者/译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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